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劃定生態保護紅線”。這是“生態紅線”首次在黨中央文件中正式出現，體現出劃定生態紅線在生態文明建設頂層設計中的重要位置，繼“18億畝耕地紅線”之後，另一條被提升為國策的紅線。中國由於資源相對比較短缺，環境破壞、汙染的程度已經比較高，生活和發展都受到了嚴重的制約和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劃定生態紅線意義十分重大。中國環境已到危急關頭，若再延續過去的發展模式，則積重難返。如何更好更快地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重啟綠色GDP研究是一個有益的探索。
最近幾年的全國性空氣汙染，造成無法估量的生命與健康損失。2012年底發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評估》顯示，在2010年，因空氣汙染，中國有124萬人過早死亡。北京市衛生局最新披露，2002年，每10萬北京居民中的肺癌發病人數為39.56，而到了2011年，這一數據激增至60.09。中央政府下決心治理霧霾，但目前來看，收效還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GDP為核心、以損害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已成為痼疾，良好的環境與“好看的”GDP數字之間的矛盾似乎不可調和。環保袋
據報道，為治理大氣汙染，重災區河北省去年12月召開一次針對產能過剩行業的環保整改座談會，環保部人士就即將推出的產業調整方案，聽取河北省各地鋼鐵、水泥、玻璃和電解鋁等四大重點行業企業的意見。但座談會最終演變成四大行業輪番“倒苦水”。四大行業人士認為，方案所擬定的標準，將使這些行業面臨滅頂之災。
河北四大行業的難處，是中國發展模式的縮影。不顧資源與環境的“黑色GDP”業已坐大，尾大不掉，調整起來非常有難度。這也不能全怪企業，部分地政府的唯GDP發展觀和環保監管部門責任更大。比如河北省粗鋼產能已破3億噸，但其“大行業、小企業、高產量、低檔次”特點非常突出，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也是華北霧霾的主要貢獻者。
這其實是多年畸形的發展模式所致。要治理環境，必須改變模式。去年5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專題學習會上指出，要完善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體現生態文明建設狀況的指標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同年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都說明，必須重新看待GDP，調整社會經濟發展指標。而綠色GDP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其實，政府相關部門在10年前就已開始這一探索，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04年6月，“建立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國際研討會在杭州召開。此次研討會由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主辦。當時大力推動綠色GDP的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說，這次研討會是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研究項目工作的全面啟動。環境和生態是一個國家綜合經濟的一部分，現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由於沒有將環境和生態因素納入其中，因而不能全面反映國家的真實經濟情況。綠色GDP是對GDP指標的一種調整，是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資源和環境成本後的國內生產總值。建立綠色GDP的目的之一，是促進領導幹部在決策過程中樹立“生態化和綠色化”的觀念，提高重大社會經濟決策及其政策的綠色水平，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2004年10月，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開始關於綠色GDP核算工作試點後，一些省市馬上表示出濃厚的興趣，表示要積極參加試點。11月，浙江省環保局和浙江省統計局聯合向國家環保局和國家統計局提出申請。2005年3月，浙江正式啟動試點工作。當時還有河北、廣東、安徽、遼寧、北京、天津等共10個省市積極地進行了試點。可以說，對綠色GDP的研究與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們對原有發展模式的思考，並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關註。2006年，我國第一份經環境汙染調整的GDP核算研究報告——《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公布，這是我國第一份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份被公布的綠色GDP核算報告。之後，綠色GDP探索再無大的進展。究其原因，有些人認為是“技術難度大”，有些人認為是地方政府有阻力。但更重要的是，要轉變原有發展模式這個思維，非一日之功。新的考核指標體系盡管比較複雜，但只要有意願，還是可以刪繁就簡、先期試驗摸索的。
2008年後，由於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國內隨之推出4萬億政策應對。這個力圖保護生態與資源、修正畸形發展方向的綠色GDP項目，不得不徹底擱淺了。各地仍以GDP論英雄，一批高汙染高耗能項目急速上馬，終於導致最近幾年大氣汙染的極度惡化。而要緊急剎車，又要造成巨量的經濟損失和大量失業。如果10年前的努力能夠持續，及時調整發展思路，目前的生態困局應不至於如此之重。
好在目前中央高層和公眾已認識到改變發展模式的緊迫性，“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用制度治理環境，都意味著除了嚴格執法，必須建立全新的綠色國民核算體系。若如此，那我們已做過相當深入工作的綠色GDP，應該重見天日了。